罗尔斯指出：我牢记着密尔在评价阿尔弗莱德·西季威克时所说的话：‘只有在其最佳形式中对之进行评判，某种学说才能真正地得到评判。

[48]考虑到此种体系性关联，就不应该只把基本权利看做是个人的主观权利，或者抽象的价值决定，而是要看到，在具体的政治现实中，基本权利对于国家与社会的重要功能。[39] Scheuner, a.a.O.S.37.[40] Hesse, a.a.O, S.135.[41] Friedrich Müller, Juristische Methodik, 8.Aufl,2002,Rn.66.[42] enenda.[43] Scheuner, a.a.O.S.53.[44] Peter H?berle, Die Wesengehaltgarantie des Artikel 19 Abs. 2 Grundgesetz, 1962, S.180ff.[45] H?berle, aaO. S.197.[46] Peter H?berle, in : VVDStRL, 30 (1972),S.43(68 Fn 97.).[47] a.a.O. S.75f.[48] Luhmann,a.a.O.S.11.[49] Luhmann,a.a.O.S.12.[50] Vgl. BVerfGE 24, 367(389).[51] Vgl.BVerfGE 12, 205(206).[52] Luhmann,a.a.O.S.129.[53] B?ckenf?rde, a.a.O.S.1529[54] 参见张翔：《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

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体系化乃是法学的基本思维，是法学达成其学科使命的基本致力方向。他首次提出应将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的人的尊严作为法秩序的最高建构性原则（oberstes Konstitutionsprinzip），在此基础之上，基本法上的基本权利构成了一个封闭的价值与请求权体系，并且这个体系在权利的保护上是无漏洞的。针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40条）。[67] In Studium Generale, Bd.10(1957),S.173ff. zitiert nach Larenz, a.a.O,S.166.[68] Larenz, a.a.O,S.437.[69] Larenz, a.a.O,S.167.[70] Paul Laband, Das Staat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BD.Ⅰ, S.Ⅸ(Vorwort zur 2.Aufl.)[71] Hans Kelsen, Allgemeine Staatslehre,1993,S.Ⅶ. 魏玛时代是各种国家法学说百花齐放的时代，凯尔森的体系建构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参见[德]赫尔曼?黑勒：《国家学的危机》，刘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版，第21页以下。

如何理解这一条款，中国宪法学界基本上有三种观点：（1）权利义务一致性。……宪法之目的在于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因此对宪法的解释也应该体现着整合性和和谐性的特征。给付请求权的出现，被认为是基本权利理解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但联邦宪法法院通过1972年囚犯的通信自由案[24]和1983年的学校对学生的退学处分案[25]等，否定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使得这些领域也受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参见前注63，萨维尼书，第21页以下。d.狭义比例原则，这是指，要将被设定为目的的利益与基本权利主体所受损害进行衡量，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不应采取此限制措施。）而陈征博士则通过对第6条、第7条、第15条等的体系解释，去确定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界限。

五、余论：体系在价值和实践上的开放性通过上述的解释性和建构性的工作，笔者希望提供一个整体上理解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基本权利的体系框架。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体系思维 。

根据此观点的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具有价值上的同等地位。通过此种基本权利功能的体系化，可以对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也就是基本权利主体可以主张什么，国家应当承担怎样的义务进行精细化的研究。在基本权利具备可司法性的条件下，基本权利的救济与民法上的权利救济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2）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基本权利。

[69]毫无疑问，体系化思维最主要的传统来自民法学。例如，基本法第7条第1项所规定的国家对于学校教育的监督，对于个人受教育权的实现意义重大，但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请求权基础，也就是个人并不能据此请求国家为某特定的行为并得到司法上的支持。而对于我国宪法中具有独特性的条款，则往往以锯箭式的思维认定宪法本不应作此规定而回避研究。此外，基本权利研究中对于外国宪法学中的结论性内容的简单移植的现象也非常严重，望文生义、生吞活剥式的比较法误用并不鲜见。

也由于这个因此的存在，基本法第1条第1款所确立的整体上的请求权就被分解而溶入到了各单项权利之中。（2）基本权利的制度理论。

尽管当代宪法学的另一个典范——美国宪法学——中并非没有以追求封闭完美体系为目标的学者，[11]并且美国的基本权利理论也有着非常高明的体系化成就，[12]但总体上，追求体系化并非普通法主要的致力方向。[6]法教义学通过对复杂的规范进行类型化，建构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并设定分析案件的典范论证步骤，为法规范的适用提供统一的、标准的概念和结构，从而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的指引。

[45]黑伯勒的工作的意义在于，使得立法对于基本权利所起的作用，无论是侵害还是保护以及处于中间的纷繁复杂的细节，都被纳入一个整体性的法律保留的理论框架下思考，避免了碎片化的思维。[104] 参见舒国滢：《法律原则适用中的难题何在》，《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9页。尽管此功能体系在具体细节上还有一些争议，联邦宪法法院也还在不断进行着修补与调适，但以此功能体系作为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框架却已成为共识。[101]6. 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性在人权条款入宪之前，我们对于基本权利的理解具有实证主义的封闭性，我们只能认定列举在宪法第2章中的才是基本权利。所谓基本权利理论是对基本权利的一般性质、规范目的与内容范围所做的体系取向的理解，[53]是一个关于基本权利的一般特征、规范目标以及内涵射程的系统性的、导向性的观点。（5）基本权利的社会国理论。

这个基本法的基本权利理论（Grundrechtstheorie des Grundgesetz）包括三个层次的核心观念：（1）自由。前述的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基本权利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同样的，卢曼也认为，将基本权利看作一个请求权体系并不能展现基本权利的全部意涵，法学方法对于权利的理解无法真正有效地解释基本权利。（2）基本权利保护什么事项。

[62] 在总体上，可以将法学的思维模式分为体系主义和个案推论主义两种。即使是宪法的其他组成部分，对于基本权利的理解和解释也是不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义务一致论的法哲学基础可追溯至黑格尔的权利与义务的同一、自由与职责的一体以及个人被整合入国家整体性。国家不能依据宪法直接要求公民履行任何义务，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必须由立法者通过法律进行具体化后，才构成对公民的约束。[43]（四）新的建构：基本法文本下的体系化思考毫无疑问，杜里希的价值与请求权体系主张是德国基本权利的体系化思考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而德国宪法法院对此的积极回应也极大拓展了基本权利的规范空间，促进了基本权利的实效化。不能只是单纯地宣示对基本权利的保障，而且必须在现实上是可行的。

进一步，这种法价值只有在转变成为一种请求权（Anspruch）时，也就是成为一种法律层面的当为（Sollen）时，其在法律生活中才是有效的。由此，基本法第2条第1款就被认为具有兜底功能，一般行为自由也就成为兜底基本权利。

[77]（三）体系化的方法与目标尽管体系化构成法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但在如何体系化，以及体系化的最终目标上，历史上的概念法学、利益法学和当今的评价法学的主张并不相同。如前所述，体系永远只是暂时的总结，对体系的完善需要持续的实践验证，并且应借由问题探讨法的思考来保正体系不至于过于偏离正义。

（这一条款的表述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如出一辙）明确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而非其他私主体的权利，对于厘清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区别基本权利与其他法律权利，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是指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或者说公权力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行为必须有法律的授权。

[16]2．基本权利作为请求权体系进而，所有基本权利在人的尊严这个价值请求权的基础上，构成了一个法律逻辑上的请求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的尊严这一核心价值体现在各个基本权利当中，就如同上位的法规范体现在下位的法规范当中一样。[33]法院过度解释这些基本权利条款，反而有可能造成基本权利被妨碍或者束缚的后果。（2）限制是否合乎比例原则。更进一步，宪法对于某些事项的明文规定，是对立法者的形成自由的排除，[105]也就是说，当宪法明确规定某项基本权利只能依据某特定理由予以限制时，立法者不可以援引其他的理由来作为限制的理由。

朔伊尔指出，从基本权利条款到具体的个别问题的解决之间，有很大的距离，需要立法者补充。二、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从价值与请求权体系到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德国的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或者说基本权利的教义学，在今天已然是一个精细谨严的体系。

比例原则的审查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a.该限制手段是否是为了追求正当的目的，也就是要求限制行为必须是为了追求公共利益。分述如下：1.对移植传统民法思维的批评杜里希的价值与请求权体系的主张显然是对民法的请求权基础的思维方法的移植。

但在基本法的时代，只要国家的组织与程序关乎人民的基本权利，就必须受到基本权利的拘束。也就是说，立法者一方面可能会对个人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但基本权利实现的种种制度和物质条件，却也是靠立法者来提供的。

(责任编辑：陈乐洋)